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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全国推广成“马拉松” 日本仍是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发布时间:17/05/09 阅读: 来源:http://www.gzmvc.com

  15年前,从全国8个城市试点开始,城市垃圾分类打响“第一枪”。但15年过去,很多人的孩子都长大了,试点却依旧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近日杭州等城市实施“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地方法规,但在执行中遭遇尴尬,再次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垃圾处理的话题上。是什么让城市垃圾分类试点跑成马拉松?垃圾分类的全国推广,是否还要再等上一个15年?

  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 石岩)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2日在此间披露,从累计投资来看,截至目前,日本仍为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姜增伟是在当日于北京召开的中日企业家对话会上透露上述信息的。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日本对华投资有减少趋势。日本商会年中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5年白皮书》显示,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为43亿美元,同比减少38.8%,连续两年呈现减少趋势。

  罚还是不罚,是个难题

  在多个小区门口,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社区门前放着一黄一绿两个垃圾桶,清楚标示着“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但绿色垃圾桶内却常常可见被丢弃的塑料玩具,黄色垃圾桶内里也不乏蔬菜残叶。

  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多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垃圾分类试点已经推行了15年,但有的地方已成为“一纸空文”,有的虽出台了各项措施引导垃圾分类,但效果不彰。

  10多年的分类试点,似乎已然裹足不前。但去年以来,垃圾分类试点出现重大变化。9月和12月,广州、上海分别开始实施对垃圾不分类行为开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两个城市,违反垃圾投放规定的个人最高将被罚款200元,“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法规开始实施。

  事实上,对不分类者进行罚款,似乎正在成为各地打破僵局,实现垃圾分类工作突破的共识和关键点。记者查阅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资料,发现8个试点城市中,对垃圾不分类有处罚要求的城市有5个,但在落实罚款这“临门一脚”时往往退缩回去。

  资料显示,上海去年出台规定,对拒不改正的垃圾不分类者处以最高200元罚款,但由于城区只有三分之一户推行了垃圾分类,因此决定暂缓执行罚款规定。南京早在2013年出台规定,对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个人最高处以200元罚款,但该市城管局决定暂缓执行不分类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明确规定对不分类投放垃圾进行处罚的深圳、广州、杭州等城市来说,在执行中也遭遇尴尬。杭州从去年12月起实施垃圾分类地方法规至今,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硬规定不得不软执行。相关信息显示,广州、深圳的情况也类似。

  杭州市城管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开出垃圾分类的罚单,而是以为批评督促和宣传教育为主。

  北京市民郁女士认为,如果垃圾分类的地方法规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能执行到位,保证有人不分类就罚款,她也能支持地方对垃圾分类进行立法。

  政府兜底垃圾袋,该不该?

  实际上,不少地方对垃圾分类的投入并不小,但实施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

  根据杭州市城管委的统计数据,杭州自2010年开始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指导以来,已陆续投入资金近4亿元。仅2013年一年,杭州市、区两级财政就为垃圾分类投入8000万元,其中用以购买专用垃圾袋和垃圾桶的费用达到了3500万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杭州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接近1万吨,而其中能分离回收的餐厨垃圾仅600吨。

  广州在指导市民垃圾分类的支出上也相当庞大。有业内人士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如果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3至4年,仅购置垃圾袋就需投入14亿元。

  在财政投入中,垃圾袋占有不小的比例。记者了解到,目前杭州市采取的垃圾分类措施中,厨余垃圾袋由政府免费提供。在广州,凡属试点小区的,垃圾袋也可到居委会免费领取。

  但政府免费发放垃圾袋,却不一定能促进市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虽然社区给每户都配发了餐厨垃圾袋用以分类,但实际上住户领回去就是当普通垃圾袋使用,什么垃圾都往里装,最后还是要物业来搞分拣。” 杭州中山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处王主任说。

  有专家指出,政府兜底垃圾袋并不是解决之道。垃圾分类的关键是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如果垃圾袋完全由政府来免费提供,则居民会“大手大脚”。必须通过个人购买的方式,让使用者自觉减少垃圾量的产生。

  此外,有业内人士表示,政府完全为垃圾袋埋单难以降低源头垃圾的产生量。但另一方面,如果完全靠消费者支付,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成本,有可能彻底放弃分类。虽然针对该情况最有效的是实施经济处罚,但目前从实际看,这个手段又难以刚性推进,因此陷入了两难。

  长期进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研究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教授表示,要想做好长期有效的垃圾分类工作,仅凭政府大包大揽投入资金并不可行。“目前我国城市的垃圾分类处理成本较高,而且部分城市还存在有利可图我就做,没利可图就不做的情况。”徐海云说。

  试了15年,给个说法行不行?

  专家表示,15年的试点工作至今未结束,从侧面显示了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艰难,传统习惯的顽固,民众教育的长期性和推进手段的匮乏。8个试点城市的做法虽然各有不同,但其10多年的探索可以给其他城市的推进提供经验和思路。当前应及时进行系统总结,好的做法要推广,不足的地方要弥补,为下一步的分类推广做好准备,而不应无限制地试点下去。

  杭州市城管委分类指导科曹科长表示,前期的探索经验为垃圾分类地方立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我们发现,根据现在的垃圾分类情况,已经达到了可以通过设立相关法律来进一步规范垃圾分类的条件。”

  徐海云认为,要做好城市垃圾分类工作,仅靠出台一部地方法律法规还不能把这个问题管住,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还应考虑投入和产出比。要设定好逐步实现的目标,否则垃圾分类就容易成了形式主义。

  “截至今年9月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达到1011.5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姜增伟在2日召开的对话会上说。

  除了日本对华投资,姜增伟指出,两国间相互投资“方兴未艾”,“中国对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

  姜增伟指出,当前,中日经贸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上升。中日韩投资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已经举行8轮并且“取得了积极进展”,泛黄海经济技术合作持续推进。所有这些为中日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前景”。

  “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姜增伟指出,日本在智能制造、医疗服务、节能环保等行业处于领先水平,在研发、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正在加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加快,特别需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此外,两国都在实施经济结构性改革,为中日企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姜增伟指出,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这将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增长、投资和合作机遇。

  知名环保人士黄小山认为,要实现真正的垃圾分类任重道远。“立了法不代表就超前了,关键还是要看执行得怎么样。”他同时表示,关键还是公民意识的培养。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表示,对于普通市民,垃圾分类应该做到激励与惩戒并重。而对政府来说,垃圾分类立法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不能照搬国外模式,更不能拍脑袋决策。决策前应事先深入研究,充分论证。一旦立法后就应照章执行,不能以各种理由推诿执行,否则公信力会遭到挑战,立法也就失去了其原本意义。(记者 颜之宏 商意盈)

  同时,日本也提出了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发展目标和“强劲的经济”、“育儿支援”和“社会保障”等“新三支箭”基本方针,出台了吸引外资、扩大就业、激发企业活力等一系列措施,在推动日本经济稳步复苏的同时,也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有鉴于此,姜增伟表示,希望两国企业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的新形势,立足于各自优势,深化在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养老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完)